也战斗，也休息——真实的鲁迅先生

文 | 朱正

许广平在《鲁迅回忆录》中说：

如所周知，鲁迅是最珍惜时间的，他从不让自己的宝贵时间空空度过的。但是在他的日记中，却不时出现往某茶店“饮茶”，往某咖啡店“饮咖啡”的记载，难道他真有这么许多空闲时间去饮茶和饮咖啡吗？完全不是。这是他重要工作的一部分，大概这时候不是替党传递什么文件，就是代党转达什么消息，甚或是替某个同志寻找党的关系。（专著下册，第1200页）

说鲁迅最珍惜时间，最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时间，这当然是不错的。大家也都知道，鲁迅确实曾经利用某些饭店、茶店、咖啡店去会见一些政治性的人物。例如1930年5月7日的《日记》中，“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”就是记李立三在爵禄饭店开了房间，约他前往谈话的事。又例如1936年初北平学联派邹鲁风（化名陈蜕）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，经曹靖华介绍他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，因为内山书店不宜谈话，鲁迅特地领他到一家咖啡馆才谈话的（邹鲁风《党最亲密的战友》，见散篇中册，第900页）。可见许广平说的鲁迅利用茶店、咖啡店来进行他的“重要工作的一部分”的事情，是确实有过的。

现在要问的是：是不是《鲁迅日记》中的那些“饮茶”“饮咖啡”的记载，无例外地都是他在进行“重要工作的一部分”？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并不带有什么目的、仅仅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的饮茶和饮咖啡？
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不妨先看看鲁迅自己的一些言论。

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（六）》里，鲁迅不是说过吗？“譬如勇士，也战斗，也休息……”

在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》里，鲁迅不是说过吗？“其实，战士的日常生活，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，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”

在《花边文学·过年》一文中，鲁迅说：

叫人整年的悲愤，劳作的英雄们，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，劳作的人物。在实际上，悲愤者和劳作者，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。古埃及的奴隶们，有时也会冷然一笑。这是蔑视一切的笑。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，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，而劳作较少，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。

（引者按：着重号据原书，表示最初在《申报》刊出时被删的字句）

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，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“嘘”了起来：这却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

这里讲的是1934年的春节。

1935年春节（2月4日）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说：

舍间是向不过年的，不问新旧，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，烹酒煮肉，且买花炮，夜则放之，盖终年被迫被困，苦得够了，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。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，我辈小百姓，大可不必凑趣，自寻枯槁之道也。

还可以来一个“有诗为证”：

故乡黯黯锁玄云，

遥夜迢迢隔上春。

岁暮何堪再惆怅，

且持卮酒食河豚。

言归正传。正因为终年都处于繁重的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中间，所以有时候得讲一点劳逸结合，需要有休息，有娱乐，以恢复一下疲劳的身体，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。喝一杯咖啡，虽然不能算是一场战斗，但喝过之后，晚上写起文章来就更有精神，这也就和战斗有关了。所以，有时候，他和友人上茶店饮一回茶，上咖啡店饮一回咖啡，决不会有谁认为这是他不“珍惜时间”，是“他真有这么许多空闲时间”的表现的。平心而论，在他连续近九千天的日记里，这种“饮茶”“饮咖啡”的记载是多么少呵。

1940年的时候，许广平写过一篇《琐谈》，其中是这样来介绍鲁迅的休息和娱乐这方面的情况的：

他是不是真不玩的呢?不是的，有时也会去看看电影，更多的时候是把工作方式变换来作休息。他绝不是清教徒，叫人家板起面孔来过日子。偶然的休息是需要的，不过却不要占的比例太多了。（专著中册，第７１５页）

正是这样，鲁迅“绝不是清教徒”，工作和战斗之外，他也有休息和娱乐，他也完全可以不带着另外的什么目的去饮饮茶，饮饮咖啡。从情理上说是这样，但仅仅有了情理上的推论是不够的，真正有说服力的只有事实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事实。

有一位认真研究了《鲁迅日记》的研究者包子衍，他为了弄清楚《日记》中所有这些“饮茶”“饮咖啡”的记载是不是另外还包含了什么重要的内容，曾经去询问过知道当时情况的人。冯雪峰给包子衍的复信中，谈到了当年几次“饮茶”“饮咖啡”的情况，现在节录在下面，供参考。

1929年7月19日《日记》：

夜得友松信。同雪峰、柔石、真吾、贤桢及广平出街饮冰。

这次“出街饮冰”，冯雪峰是参与了的。可是他在复包子衍信(1974年2月26日)中说：“‘夜……出街饮冰’，就是去吃冰，没有别的事。”（《冯雪峰全集》第7卷，第111页）

1929年11月7日《日记》：

晚修甫、友松来，邀往中华饭店晚餐，并有侃元、雪峰、柔石。

冯雪峰是这次晚餐座上的一人，他在同一封信中解释说：“春潮书店请吃饭，普通的请吃饭。张友松等人当时开春潮书店，鲁迅先生支持并曾借款给他们。”（同上书）

1930年2月1日《日记》：

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，晚与雪峰同往，同席为傅东华、施复亮、汪馥泉、沈端先、冯三昧、陈望道、郭昭熙等。

冯雪峰在同一封信中解释说：“大江书铺请吃饭，普通的请吃饭。其中陈、施、汪、冯（三昧）、郭等都是大江书铺的同人。郭，记得是广东人，好像是管财务的。”（同上书）

1930年2月16日《日记》：

午后同柔石、雪峰出街饮加菲。

冯雪峰在1974年1月30日的信中解释说：

据我记忆，和“自由运动大同盟”事无关。……

我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两次高兴和柔石、我等出街走走和饮咖啡的事，这次可能就是其一。

这时前后曾在“公啡”（一个咖啡店，全名已忘记，楼下卖糖果，楼上有两间小房喝咖啡及冷饮等，在北四川路横浜桥以东）开过一次左联筹备会（参加的即当时所谓“基本成员”的12人），鲁迅先生、柔石和我都到的，记的也很可能是这件事。但我已记不清楚，又有“出街”二字，我不敢断定。（同上书，第108—109页）

1930年5月7日《日记》：

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，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。

这次到爵禄饭店去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去应李立三的约见。“北冰洋”当是当时一家冷饮店的招牌。和李立三会见之后，在归途中和陪同前往的冯雪峰一道去吃一回冰激凌解解渴，休息一下，想来不会有另外的重要内容。冯雪峰当时和鲁迅几乎是朝夕相见，要谈什么随时可谈，大可不必到冷饮店去谈的。

1930年5月17日《日记》：

晚三弟来。夜柔石、广湘来。雪峰及侍桁来，同出街饮啤酒。

这次“同出街饮啤酒”，冯雪峰也在场，可是他在复信（1974年2月26日）中说：“就是饮啤酒，无别事。”（同上书，第111页）

1932年3月7日《日记》：

下午往北新书局，遇息方，遂之店茗谈。

息方即冯雪峰。冯雪峰在复包子衍信（1974年4月17日）中解释说：

店是茶店，大概在三马路，店名已忘记（不是青莲阁，但好像与青莲阁差不多大小，在楼上），就是两人随便谈话，并非开会。这时他避战火（引者按：指“一·二八”上海战争）住在内山分店（“席地而卧”），上海战争起后我第一次去北新找到他。（同上书，第115页）

可见也是随便谈话，并没有另外的什么重要内容。

1934年2月的几天《日记》：

十二日晴。……下午同亚丹（引者按：即曹靖华）往ＡＢＣ茶店吃茶。……

十三日小雨。……下午同亚丹方璧古斐（引者按：后两人即茅盾和胡风）往ＡＢＣ吃茶店饮红茶。

十四日旧历壬［甲］戌元旦。晴。晨亚丹返燕，赠以火腿一只、玩具五种，别以火腿一只、玩具一种托其转赠静农。……

曹靖华要离开上海回北平去了，又正好是除夕，鲁迅邀他上街喝杯茶，饯饯别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不像另有什么重要内容。冯雪峰在刚才引过的这封信中也说：

我好像在解放后听曹靖华说过，当时他到上海住鲁迅家，这是去茶店喝茶大家谈谈，并非左联会议。（同上书，第114页）

可见《鲁迅日记》中的那些“饮茶”“饮咖啡”的记载，至少并不都是有什么重要内容的。相反，有些有重要内容的谈话，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邀邹鲁风到咖啡店的那一次谈话，在《日记》中反而没有记载。

大家都知道，当时上海华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，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，缇骑遍地，茶店咖啡店正是特务出没之所，并不是适宜商谈机要事务的地方。“莫谈国事”，从袁世凯当国时起，就已经成了茶楼酒馆真正的“座右铭”。所以有些特别重要的事情，鲁迅是并不到这些容易出事的地方去谈的。例如他和陈赓的那次著名的会见，就是在自己的家里。

采编 | 墨虤    编辑 | 墨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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