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叔同（弘一大师）是一位很注重亲情的人。无论是在家，还是出家，都能一以贯之。这对于出家人来说，是难能可贵的。李叔同青年时代，虽然因为母亲的丧葬一事与仲兄李桐冈有过一点矛盾，但此后兄弟间的书信往来还是不少的。从这些书信中，完全可以映照出他们的手足之情。他们的后辈李孟娟说过：“虽然大家庭老一辈的嫡、庶间会有些矛盾，他们兄弟间一直是同多异少。”李孟娟以一封书信为例，见证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深情。1927年8月间，李叔同拟回天津老家，仲兄李桐冈接到信后，非常高兴，随即给李叔同回信说：

三弟如晤：获晤手书，得悉弟有意返津，欣慰之至，兹特由邮（局）汇去大洋一百元，望查收后趁此天气平和，交通无阻，即刻起身回家，不必游移，是为至要。至居住日期及衣服、谢绝亲友等项事，悉听弟便。（李孟娟《弘一法师的俗家》）

从“悉听弟便”中，即饱含着仲兄李桐冈的一片恺悌与慈爱。紧接着，李桐冈又叙说全家人得知弘一大师即将返津的消息而兴奋不已。

这次的返津计划，初衷是为仲兄李桐冈的七十寿诞诵经。姜丹书《追忆大师》对此事也略有记载说：“上人本为多情之艺术家，佛教又以慈爱为宗旨，故于民十四五间计及兄七十岁时，犹发宏愿赴天津为之诵经。惜津浦路以时局关系中断，不果行。”终成遗憾。

01

李叔同仲兄李桐冈共有三子三女，长子李圣章（名麟玉），次子李相章（名麟符），三子李晋章（名麟玺）。在侄儿辈中，李叔同与李圣章、李晋章默契较深，关系较密。

李孟娟说，李晋章是和弘一大师晚年联系最多的一个晚辈，替弘一大师办事和向各方面介绍弘一大师的近况，代为购物、寻物、转信和代刻图章等。李晋章与弘一大师有着颇多相同的兴趣。换言之，弘一大师的艺术造诣与人格魅力对李晋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弘一法师为侄子李晋章所刻印章

据李叔同儿子李端《家事琐记》记载，李叔同离家后，他原在天津老宅的“洋书房”，主要由大侄儿李晋章使用。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，经常在这间“洋书房”里工作和接待宾客。“洋书房”早年挂过李叔同留学日本时画的日姬裸体油画，到李端长大以后，“洋书房”的书橱中还摆有李叔同贴来信的册子、用过的碑帖等，李叔同出家后，“洋书房”仍保持旧状，没有改建。居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，李晋章的成长不免受到叔父的熏陶。他们叔侄的共同兴趣表现在多个方面。

其一是话剧。李叔同是现代话剧的奠基人，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“春柳社”，上演第一部话剧《茶花女》。李晋章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南开新剧团活动，曾和周恩来等一同演过话剧，在《恩怨缘》一剧中，李晋章扮演算命先生，并做了大量后台剧务工作，可见他对此事的热衷。

其二是篆刻。李叔同篆刻独树一帜，技艺精湛，他亲自发起成立继“西泠印社”之后的又一印学团體——乐石社，定期雅集，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，开近代篆刻风气之先。李晋章一生都在天津银行界服务，业余之暇，在故居“意园”和“洋书房”内书画刻石、养鸽养花。李叔同出家后所用印章，多出自李晋章之手。现存的有限书信中，可以看到他们有关印石切磋和交往的片段。如1934年冬，弘一大师给李晋章写信，信中请李晋章为他刻印二三方;1935年2月，收到印石，弘一大师给李晋章回信，称赞“篆刻甚佳”。

其三是佛教。李叔同皈依佛门，成为著名高僧。李晋章受其影响，也曾自取禅号“雄河居士”，弘一大师1935年以后的书信，不再称其“晋章居士”，而是称“雄河居士”。李晋章还经常遵弘一大师的吩咐，为一些居士转赠物件，往来穿梭于大师与居士之间。如1931年5月8日，弘一大师给李晋章书信说：“晋章居士，寄上写经一包，乞收入。其中《梵网经》多二册，乞转赠幼樵、品侯二居士为祷。”1932年11月10日，弘一大师给李晋章书信说：“前属为姚仲矩居士哲嗣书佛号，乞示其名字。附一纸乞交徐居士。”

终其一生，李晋章对叔父怀有深厚的感情，他很注重搜集和珍藏叔父的很多文物，如在小摊上购得李叔同早年画的扇面，李叔同早年送他的在南方定烧并写有“叔同”两字的一对白瓷茶杯，他视为珍藏永久保存。他将搜集到的李叔同文物全都单放在一个樟木箱中，足见李晋章对这些文物的珍视（李孟娟《弘一法师的俗家》）。

1927年8月间，李叔同拟回天津老家一趟，家中因一时经济紧张，难以筹措，但李晋章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异常兴奋，并主动请缨，很快筹集了钱款。仲兄李桐冈在给李叔同的回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：

彼时收弟信时，适麟玺儿、叔谦女在座，余云汝叔有意回家事极可快，惜需款甚巨，余一时手拮据，奈何奈何。家中经准侄喜事，已借贷千余元尚未弥补，一时无款。麟玺闻而雀跃曰：“儿愿筹此款。”……此等小事，本不必令弟知之，但儿女辈体亲之心，盼叔返津相见之切，聊表孝心，亦可爱也。录之以博一粲。

后因爆发战争，交通中断，李叔同返津之愿未能成行，但透过书信，他们叔侄间的浓浓深情却跃然纸上，动人心弦。

殊为可惜的是，李晋章与弘一大师的来往书信，今多散佚不存。《弘一大师全集》仅收录有1931年5月到1935年3月大约共四年的信件七通。其中1932年11月28日，弘一大师写信给李晋章说：

数年前上海报已载余圆寂之事，今为第二次。记载失实，报中常常有之，无足异也。厦门天气甚暖，余唯着一件布小衫，一件夏布大衫，出门须执伞，与津地八月底天气相似。榴花、桂花、白兰花、菊花、山茶花、水仙花，同时盛开。星命家言，余之寿命与尊公相似，亦在六十岁或六十一岁之数。寿命修短，本不足道，姑妄言之可耳。“洗心人读经室”额纸后方，拟留空白尺余，由仁者自跋一段，说明此事之因缘。

面对一再的传闻，弘一大师让李晋章代之出面澄清，可见弘一大师对他的倚重。

弘一大师圆寂后，李晋章收到妙莲法师寄送的讣告和弘一大师圆寂时的相片，李晋章将这一噩耗转告亲友，并寄赠挽联悼念，其文曰：

香火有因缘，劫来教诲亲承，居诸不过年余耳;

音书久迟滞，闻道悲欣交集，想象真堪痛绝乎。

所有这些，都能够看出李晋章、李叔同叔侄之间的密切交往深厚感情。

02

至于二侄儿李圣章，李叔同与他关系更是显得特殊。一是叔侄两人从小一起玩大，素有佛教的情缘，他们亦师亦友，感情非同寻常。李叔同比李圣章只大九岁，他们叔侄幼时是同玩的小伙伴。李圣章回忆说，他们幼时一起常学和尚念经玩，李叔同扮作“大帽”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，李圣章当小和尚听从调遣。两人用夹被或床单当袈裟，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。李圣章上家塾时，李叔同还教过他英语。1927年，李圣章在赴法视察的回国途中，绕道上海、杭州，去看望弘一大师，曾试图劝他还俗回家，叔侄俩在庙内共住了一个多星期。在这一个多星期里，他们如同幼时大和尚与小和尚的关系那样，李圣章不但没有劝服弘一大师，反而受到他的熏陶和影響。李圣章回天津时，还带回了一些弘一大师手写的经书、对联，以及弘一大师穿过的旧僧袍。

这些举动，引起了李圣章父亲的警觉，他让儿子在北京安心教书，少操心家里的事。对于祖父这样的安排，李孟娟解释说：“事实上，我祖父是深怕我父亲受弘一法师的影响，再出第二个和尚。”从幼时学和尚念经的游戏，到杭州庙内共住一个多星期的佛教体验，可见李圣章父亲的警觉也并不是多余的。不过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李叔同与李圣章的关系之近，以及李叔同对李圣章的多方面熏陶与影响。

二是叔侄俩都有极高的爱国热忱。李叔同早年积极投身思想启蒙运动，加入同盟会文学团体“南社”，出家后也一直秉持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”的理念，并且提出名论：“我们身为佛子，不能共纾国难，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，自揣不如一只狗子。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，吾人一无所能，而犹腼颜受食，能无愧于心乎？”李圣章也颇富爱国热忱，他在1919年留学法国期间，当时作为中国留学生“国际和平促进会”的秘书之一，积极参与爱国运动，与国内学生运动互通声气，成功阻止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当时，他被推选为同学代表，面见陆徵祥和顾维钧，他甚至预先向同学借得手枪一支，以备一拼，可见他的豪侠之气。1921年李圣章回国任教后，又参与“三·一八”反段祺瑞的学生运动，创办《猛进》周刊，遭到通缉，鲁迅文章都曾记载其事。这样共同的爱国豪情，加上幼时之谊，使他们叔侄俩的关系走得更近。

即使李叔同出家以后，也难以隔断他们叔侄的俗世之情。1922年4月6日，出家已有四年的弘一大师与李圣章尽叙俗怀，情真意挚：

二十年来，音问疏绝。昨获长简，环诵数四，欢慰何如。任杭教职六年，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，及门数千，遍及江浙。英才蔚出，足以承绍家业者，指不胜屈，私心大慰。弘扬文艺之事，至此已可作一结束，戊午二月，发愿入山剃染，修习佛法，普利含识。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：凡油画、美术、图籍，寄赠北京美术学校（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），音乐书赠刘质平，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恺（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，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）。布置既毕，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（学校夏季考试，提前为之），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，九月在灵隐受戒，始终安顺，未值障缘，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。出家既竟，学行未充，不能利物;因发愿掩关办道，暂谢俗缘。（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，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。）庚申七月，至新城贝山（距富阳六十里）居月余，值障缘，乃决意他适。于是流浪于衢、严二州者半载。辛酉正月，返杭居清涟。三月如温州，忽忽年余，诸事安适;倘无意外之阻障，将不它往。当来道业有成，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。音拙于辩才，说法之事，非其所长，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。比年以来，此土佛法昌盛，有一日千里之势。各省相较，当以浙江为第一。附写初学阅览之佛书数种，可向卧佛寺佛经流通处请来，以备阅览。拉杂写复，不尽欲言。

这封书信，是李叔同出家后少见的长札。他向李圣章回顾了自己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。所谓“二十年来，音问疏绝”是指自1898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南下后，叔侄两人从此就聚少散多，各自或求学，或留学，难得相聚。李叔同虽然分别于1905年（护柩回津）、1910年（留日回津）返津小住，但李圣章多半求学在外，直到1921年从法国学成归国，故才有1922年叔侄之间的长札往来。弘一大师信中说自己在杭州任教六年，门人数千，“遍及江浙，英才蔚出，足以承绍家业者，指不胜屈，私心大慰”，“弘扬文艺之事，至此已可作一结束”，又说自己“拙于辩才，说法之事，非其所长，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”，这些肺腑之言的倾诉，足见他和李圣章之间虽然“二十年来，音问疏绝”，但一如既往饱蘸着难以割舍的深情。

1924年6月21日，弘一大师给李圣章书信说患病，“谢客养疴”，但在信末却格外提及说：“掩室已后，仁者及其他至友数处，仍可通信，惟希仁者勿向他人道及。以此次返温，知之者希，欲免其酬应之劳也。”这份叮嘱，叔侄浓浓的旧情悄然流淌其间。

弘一大师与李圣章往来书信，迄今发现的仅有十七通，主要是身在菲律宾的传贯法师向陈慧剑先生提供的材料，时间集中于1924—1927年间。从现存这些书信来看，李圣章在这段时期主动承担起弘一大师的物质供养。如1924年3月11日弘一大师给李圣章书信说：“今犹有余资，他日须者，当以奉闻。”1924年4月17日书信：“圣章居士慧览：居衢已来，忽忽半载。温州诸人士屡来函，敦促朽人返彼继续掩室，情谊殷挚，未可固辞。不久即拟启程，行旅之费，已向莲花寺住持借用三十元。尊处如便，希为代偿，由邮局汇兑此数，以汇券装入函内，双挂号寄交衢州莲花村莲花寺德渊大和尚手收为祷。”请李圣章代偿他赴温州时向莲花寺住持借用的行旅之费三十元。1924年6月21日：“荷施资致返莲华，感谢无尽。”回信表示感谢。1925年1月28日，拟离开温州时，他再次致书李圣章说：“近以迁徙事，预计颇有所须，希仁者斟酌资助为感。来书乞寄温州南门内谢池里周孟由居士收下，转交朽人手收。汇款由邮局为善。”1925年2月15日收到资助，回信说：“圣章居士：顷诵惠书，并承施金三十元，感谢无尽。是中拟以八元为添换衣被等费，以二十二元为行旅之资及旅中所需也。此数已可敷用，他日万一尚有他种需要，再当奉闻。”

弘一大师持律甚严，不随意接受布施。譬如他离开青岛湛山时，向住持倓虚法师辞行时，弘一大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字条，上面开出了五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许预备盘川钱;第二，不许备斋饯行;第三，不许派人去送;第四，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;第五，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。福建高僧释广义称赞弘一大师：“除三衣破衲，一肩梵典外，了无余物。精持律行，迈于常伦，皎若冰雪，举世所知。此次沪上刘传声居士，探悉闽南丛林，粮荒异常，深恐一公道粮不足，未能完成南山律丛书，特奉千元供养。信由广义转呈，而一公慨然辞之。谓：‘吾自民国七年出家，一向不受人施;即挚友及信心弟子供养净资，亦悉付印书，分毫不取。素不管钱，亦不收钱，汝当璧还。广义谓：‘上海交通断绝，未能寄去。师乃谓：‘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，经济来源告绝，僧多粥少，道粮奇荒，可由此款拨充，经柯司令证明，余不复信，并不写信与彼，由开元寺函复鸣谢可耳。又谓民二十年间，挚友夏丏尊居士赠余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架，因太漂亮，余不戴，今亦送开元寺常住为斋粮，约计价值五百余元。该寺遵命后，闻已议决公开拍卖购充斋粮云。”确如其言，弘一大师出家后，一向不受人施，所以他每次辞行时，都是向挚友及亲近弟子自行设法筹备盘缠。从上述书信来看，1924—1927年间，弘一大师往返盘缠主要是由李圣章设法筹供的，可见两人的亲近之情。1927年以后，因史料阙如，无从得知他们的往来详情。

据李孟娟回忆，李圣章晚年仍然还珍藏着一方青洋緅绣白花、四边缝有小狗牙的小手绢。这是李圣章生母卢氏亲手缝制、送给李叔同的，而李叔同后来又交还给李圣章（李孟娟推测转交这方手绢的时间大约在1910年1月4日，即李圣章留学法国之前，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不久，因叔侄又将离别，故有此赠，留作纪念），并告诉李圣章说：“这是你母亲当年绣给我的，她生你后就殁了，现在还给你，留着当个念想吧！”李孟娟说，他的父亲（李圣章）将一方小手绢一直珍藏了多年，一方面是纪念他的生母，同时也是忆念李叔同。

采编|墨虤    编辑|墨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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