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初年的大总统们，大多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，但文化底蕴最深厚而且文人色彩最浓的，还是徐世昌。徐大总统翰林出身，而且获得法国的博士学位，不仅有学问，而且诗、书、画俱佳，骨子里透出着儒雅之气。

作为科举路上的成功人士，徐世昌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，然后入翰林，而且在翰林院一呆就是近十年，半辈子形成的生活习惯，使得诗、书、画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他虽然长期置身官场，而且做官做得很成功，却一直保持着文人的生活习惯，对诗书画不能忘怀。 

他留下了许多诗作。这些诗作在当年曾经广泛流传，只是后来“北洋军阀政府”成为教科书中的定论，作为“军阀政府”的总统，当然是反面人物，他们的作品才一概不再被传播。时间一久，也就少为人知了。徐世昌喜欢诗，不但读诗、选诗、编诗、研究诗，而且自己大量写诗，还曾与林琴南、严范孙、赵湘帆、华世奎等当时名士组建诗社，共同探讨诗歌创作。 

他留下的诗多是写景咏物之作，清新自然之物，宏阔悠远之境，清静恬淡的心态，简约古朴的笔墨，构成其基本特色。“秋风老屋隐松萝，江上青山似点螺。鸿雁不来芦荻老，碧天无际渺烟波。”这种意境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，清静悠远而略带苍凉。他的诗大多闲适恬淡，少有口号和壮怀激烈之语，却又不是一味消极，而是偶尔也透露出积极和自信，比如：“万顷孤蒲万柳条，前山催送雨潇潇。扁舟稳荡中流去，不管滩头上下潮。”这诗中的自我，就不仅积极向上，而且有点儿勇往直前了。事实上，徐世昌无论表现得怎样恬淡无为，怎样闲散和少数派名利，也无论他怎样羡慕农人和隐者的生活，人们都不会相信他胸无大志。因为事实摆在那里：果真如此，他怎么可能在官场一路顺风做到总督又做到大总统？！说他不为官场之事费心思是没人信的，但他历尽官场的风风雨雨却始终对官场习气保持警惕，保持文人本色，却是一个事实。 

1922年，徐世昌辞职离开总统府，从此结束了4年的总统生涯，也结束了40余年的政坛生涯。对于民国政治，这也许是一个损失，但对他个人的诗文书画，却是一件好事。曾达琼楼最高处，眼界自然不是矮檐之下长成的目光所能相比。官场归来，退耕田园，徐世昌选择了天津。民国年间的天津是现代化都市，还不是后来所说的“大村子”。徐世昌住在天津，过的却是乡野文人诗酒田园的日子。他有一个六亩地的院子，辟出一亩做菜园，亲自种果种菜，与家人一起打辘轳提水，一起摘瓜、摘豆、割韭菜，这日子确实比坐在中南海批公文更加舒服。他不喜欢养花，却喜欢钓鱼、捕鱼和种菜。种菜也不容易，需要技术，不懂就求教于田舍翁，这就使退休的大总统更接地气，更知道劳农的疾苦忧乐，所以也就能写出柏梁体《种菜》那样的诗，出现“忧黎民”的旋律。自己丰衣足食，却不忘底层劳农的忧与乐，不沉溺于远离民间疾苦的闲情逸致之中，这才是真正的诗人。

徐世昌是书法家，也是画家。画面常常需要题诗。徐世昌很少题写前人诗句，而是习惯于自己随时做诗而题之。这样一来，画多诗也多，留下了许多题画诗。那些诗大多是急就章，不太用心，才更容易看出作者真面目。徐世昌的题画诗富有古意，多见前贤身影。画竹题诗，常常出现苏东坡；画梅题诗，屡屡招来林和靖。“淡月疏星小院东，寒梅一树倚春风。幽香入梦殊清绝，况与孤山放鹤翁。”淡月疏星，寒梅一树，这意境已经绝美，再加上孤山放鹤翁那样的高士，画外的东西自然更多。

徐世昌是政坛上少有的成功者。但他厌恶繁琐事务，喜爱读书、静坐、吟诗、画画。在他的心目中，理想的生活不是做总督或做总统，而是陪伴红梅白鹤，优游于山水之间。即使不得不做官，也要像苏东坡那样，能进能退，不失自己的天地，不丢情趣，不忘自我。他仰慕苏东坡，曾自称是“苏门种竹人”。全身心投入官场，一心一意做官，他觉得很累。所以，在他的题画诗中常可见夫子自道：“浪走江湖五十年，乌纱脱去更求仙。青山绿水从吾写，身在白云天外天。”他在赠严修的诗中写道：“诗坛酒垒厌江湖，眼底纵横见此图；花月多情如梦幻，川原有恨入榛芜；客来关辅三霄路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”

久久的官场浸染，却没有使他失掉本性、失掉人之常情。他常常思念家乡，写下了一些“春来亦自多乡思”之类的句子。他思念去世的母亲，屡屡画母亲曾经梦见的“堂前双桂”。他看重兄弟亲情，有许多诗、画是送给弟弟们的。徐世昌的书画作品常常落款“水竹邨人”、“石门山人”。考察他的祖籍应该是宁波，但祖上已经离开宁波到了天津，所以又可以说是天津人，但徐世昌生于河南并在河南长大，所以他思念的家乡是河南。他想家了，想他少年游玩的地方，想他的石门山，就画一幅画，山水或松菊，在上面题写：“石门山畔结茅茨，苔径崎岖界竹篱。回首六年未归去，松寒菊瘦系我思。” 

官场政务，对于智商较高的人来说，只要用心就能做好。徐世昌的智商就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，所以一般总是能游刃有余。而他自己心中所系，更多的是文事。即使是当总统的四年，也是那么热衷于编书、画画、写诗、写字、建诗社、立画社、办篆刻学校。只要政务有闲，就吟诗写诗，画画写字。与同僚的来往也习惯于“秀才人情”，送幅字，送套书，送把扇子，而不像土豪官僚那样动不动就是黄金白银。

他书法作品编辑印行的有《水竹村人临贴》3册、《石门山人临贴图》1册，选入的是他1919年至1926年的作品。未结集出版的，民间流传甚多。去过北京中山公园的都知道来今雨轩，“来今雨轩”这四个字，就是徐世昌写的。因为晚年寓居天津，天津的许多老字号都是他的笔迹，如“正兴德茶庄”、“成兴茶庄”、“直隶书局”等。直至今天，全国各地旧书画市场上都不难见到他的真迹。之所以如此，因为他写的多，送人亦多。尤其是1918年就任大总统之后，64岁，写字已近60年，这时的他自信已得书法三昧，所以，几乎每日临池挥毫，写下了大量作品。这些作品大都送了部下，送给了议员，被保存了下来。 

1934年，徐世昌80寿辰，在家中举行寿庆，宾客盈门，可谓络绎不绝，新朋旧友，诸流各派，从大清帝国的官员和贵胄，到昔日民国政府的官员，再到工商界、教育界的名流，还有外国友人等，一下子到了几百人。徐世昌的回礼竟然是每人一幅字，一下子送出几百幅。原来早在几个月之前，他就开始准备，写下了足够的对联和条幅。这些作品，大多在民间流传。

徐世昌6岁开始学画，后来步入仕途，为不误正学而很少作画，但对画画的兴趣始终未减，所以常有作品问世。任大总统期间，曾经努力扶持国画，于1920年成立“国画研究社”，聘请国画大家周肇祥主事，社址就设在他的家里，由此可见他的热衷。又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，请陈师曾任校长，齐白石、王梦白等执掌教席，一时名流荟萃，他本人也热心参与交流和研讨。忙于政界之时，徐世昌的绘画作品较少，现在能见到的，多是松竹，偶尔有山水，而且较多是扇面。这时的松竹已经独具一格。1922年从大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，同时告别了40多年的政坛生涯，于是书画就更成了他的日常生活。晚年几乎天天临池，无一日懈怠。  

他的画没有编印的集子，但民间流传甚多。常见的是花卉和山水，尤其是松、竹、梅、兰、菊，笔墨简约，设色造型别有神韵，而且大多写诗自题，显示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雅趣，在当时的画坛享有较高的声誉。 

无论在大清帝国，还是在中华民国，徐世昌都是政坛上的成功者，但他又是地地道道的文人。置身官场40多年，在其开始，他的住处写的是“谈风月馆”，后来则是“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”，再后来，则是“退耕堂”、“韬养斋”。他从政多年，做过总督，做过相国，做过总统，政坛经验比谁都丰富，但如果你只是读他的诗，看他的画，却丝毫看不出他是官场中人，看不到一丝官气。因为他只要拿起诗笔画笔，他就不再是总督或总统，而是变得悠然闲适，淡泊清远，毫无身份之累。这是一般官员所做不到的，尤其是后来的官员，他们整天装严肃，装出日理万机的样子，结果退休后无事可干，仍然是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。而徐世昌当年做总统，真是日理万机，像五四运动等事件发生时，也真是焦头烂额，但一旦铺纸挥毫，他就可以马上把总统的行头御下，回到文人的本色。在这一点上，徐世昌是值得称道的。

同时值得称道的是，他是总统，却从不对家人和亲友议政，退出政坛之后，更是彻底告别，不看新闻报纸，闭口不再谈国事，甚至不准孩子们在他面前谈论国事。一个政坛要人，国家领导人，营建的家庭却只有诗书翰墨，没有政治气息。 

一些人认为徐世昌城府太深，老谋深算。混迹官场几十年，有这些并不奇怪，但他为人德行不亏。他为人谦和，平易近人，儒雅而矜持，平时说话严谨，决不妄下断语，更不作愤激之语。这显示着他的政坛经验，也显示着他的睿智。他从来没有暗杀或谋害过别人，所以也从来不担心有人会暗杀或谋害他。他活到80多岁，身体依然强健，所以喜欢吟诵这样的古诗句：“八十老翁顽似铁，三更风雨采菱归。”身体强健，与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有关。徐世昌身居高位，从不缺钱，但生活俭朴，不贪美食，衣着不求华贵，全部剩余精力用于诗文书画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工作认真，一切按部就班。据他的秘书谢宗陶回忆，“起居有常规，以朝班待漏之习惯，黎明即起，每日按时进入办公室，批阅公文。午间小睡，晚寝亦早。凡书简，不论公务、私事，多一一作复，秘书、僚属代拟者，亦必亲自推敲字句而后批发。”而且，每天起床之后，都要静坐。因为他与弟弟一起参加乡试时曾经许愿并问卜于吕洞宾，所以考中之后，家中即设吕祖像，每天给吕祖磕100个头，天天如此，直至晚年。进入民国之后，破除“迷信”成为时髦，他就说自己以此活动身体。

能诗能文，善写善画，同时又有学问，趋善拒恶，能进能退，对于人情世事，看得明白想得开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通”，做人只要通，常常是一通百通，诗文书画皆有境界，人也活得潇洒。这样的人当然能长寿，徐大总统生于1855年，直到1939年6月6日才于去世，享年85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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